赡养案件为什么近年来有增无减，审理赡养案件要注意哪些问题，赡养案件应如何执行才好？下面笔者结合审判实践做一分析探讨。

    今年，我庭受理了李老汉和郭老汉两起赡养案。前者委托给了李老汉村的人民调解组织调解，并由该村人民调解组织负责调解协议的监督执行，问题解决的比较彻底，李老汉每月从村委会领取儿子送去的米面和零花钱，双方暂时相安无事。后者由我庭到郭老汉所在的村巡回审理，并调解结案，在此案的审理中，郭老汉与子女们达成的赡养协议加进了“精神赡养”的内容：一、五个儿子每月各给付郭老汉赡养费20元。二、五个儿子应对郭老汉的生活起居多加关照，如郭老汉生病，由老三负责治疗事宜，治疗费用由五个儿子共同负担。三、老五于三日内偿还郭老汉欠款1000元，于2009年10月30日前偿还郭老汉欠款6050元。但协议达成后，五个儿子对协议前两项屡行欠佳，郭老汉来法庭要求推翻协议，重新理论他们父子间的是与非，并要求与子女们断绝关系。为了老汉晚年有着落，我庭干警邀请司法所张所长协助做郭老汉的思想工作，张所长还代郭老汉书写了《强制执行申请书》。这样，从星期一到星期四，经过四天艰苦的教育、协调，在村、镇两级人民调解组织的协助下，9月10日傍晚，郭老汉的三个儿子终于将其背回了家，此案圆满执结。案件虽然告一段落，但留在我心里的隐痛和思索却久久不能够消失。在这里我谈一些个人的粗浅看法，希望能够起到些抛砖引玉的作用。

    一、赡养案件为什么近年来有增无减

    在时代不断发展，社会不断倡导公民道德文明的今天，很多家庭把精力集中在“扶幼”上，很少顾及“养老”，造成严重失衡，拒不赡养父母甚至虐待老人的事件时有发生，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老人因赡养纠纷而被迫走上公堂。分析一下赡养纠纷形成的原因，有助于我们妥善处理案件。赡养纠纷案件，农村比城市多，经济落后地区比富裕地区多，其原因

    一是一些农民文化水平低，道德素质差，亲情伦理观念、法制观念淡薄，把父母当成是包袱和家庭的负担，有的甚至将是否能得到财产利益作为赡养父母的前提条件。

    二是农村老人不像城镇老人退休后生活有保障，一旦他们丧失劳动能力，衣食住行完全依赖子女，如子女不孝，则出现纠纷。

    三是赡养人以财产分割不公平为由而不尽赡养义务。农村父母大多在子女逐渐长大后，把家庭财产分配给子女让其分家另过，因分家时经济、财产状况和父母的观念差异等原因， 在财产分割时有不平均的情况。有的子女认为自己在分家析产时分的少，有怨气，在父母年老需赡养时，以家产分配不公为由，拒绝赡养父母。

    四是老人子女多，家庭成员之间关系不睦，相互推卸责任。农村家庭以多子女户居多，子女成年后，由于兄弟姐妹之间发生纠纷，导致关系恶化，当父母年老需要赡养时，便相互扯皮，推卸责任。

    五是由于老人受封建思想的影响，只要求儿子尽赡养义务，不要求女儿尽赡养义务，认为“嫁出门的女、泼出去的水”，供养老人是儿子的事，导致子女间互相推诿。

    六是原“分家协议”确定的义务已不适应现实生活的需求。有的老人在多年前主持分家，并在“分家协议”中明确了子女应负担的赡养义务。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，当初所定的赡养标准明显过低，向子女提出提高标准，却又得不到解决，便出现了矛盾纠纷。

    七是子女本身也年老体弱，无能力尽赡养义务。随着人均寿命的提高，有的家庭已出现两代人都需要子女赡养，造成应尽赡养义务的子女不堪重负，子女以没能力为由不承担赡养义务。本文开头提到的郭老汉的大儿子就已年近70岁，属于这种情况。

    八是拟制血亲造成的赡养问题。多发在丧偶的当事人再婚后，子女与继父或继母间的摩擦导致子女不尽赡养义务。

    二、审理赡养案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

    赡养案件内容复杂，执行周期长，关系重大，不同于其他民事案件。为了能让老人的子女们将来自觉自愿、真心实意地履行赡养义务，更好地维系亲情，促进家庭和睦，在案件的审理阶段，我们就应当多动动脑筋，把工作做透做细，最大限度地保证案结事了。

    1、端正思想，尽职尽责。虽然赡养纠纷案件最终结局子女都是要尽赡养义务的，但审判人员在处理赡养纠纷案件时不应忽视法制宣传教育，要通过多渠道、多方面的宣传教育，使案件当事人和广大公民懂得不赡养老人既是不道德，也是我国法律所不允许的，努力促成敬老爱幼，抚小养大的良好社会风气，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赡养纠纷。

    2、审理赡养案，不宜追加被告。在原告有多个子女的赡养案件中，如果原告只起诉了其中的一个或者几个，在以往的审判实践中，我们往往会依职权追加原告没有起诉的其他子女（多为已履行赡养义务的）为被告，一并作出调解或判决。这种做法不宜提倡，原因有三:其一，这种作法有违“不告不理”的诉讼原则，剥夺了当事人的处分权，违背了法律的规定。赡养案件中的原告，不要求其某一个或几个子女通过诉讼程序来履行义务，是对自己诉讼实体权利的处分，其表现形式即为没有将该部分子女作为被告，这种对诉讼权利的放弃并不违反法律或损害他人权益，是符合法律规定的，法院在审理中若追加该部分子女为被告，则侵害了当事人的处分权。其二，不追加被告并不违背共同诉讼的立法精神。民事诉讼法规定，“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，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。”它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，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。而诉讼标的共同，即所争议法律关系的权利或义务是共同的，可能是共同享有权利，也可能是共同负有义务。但具体到个案，如果一名或几名义务人已履行其应承担的义务，而权利人和其他义务人因履行义务引发诉讼，法院就没有必要通知已经履行义务的义务人参加诉讼。其三、依职权追加被告的做法不利于纠纷的解决。法院在审理赡养案件中追加已经履行义务的子女为被告，人为地给他们增加了诉累，造成不良的心理负担，并且容易使他们与父母、兄弟姐妹之间产生矛盾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。

    3、要注意通过案件审理，调节当事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。审判人员要按照最高法院新的审判工作指导思想“以调解为主”，耐心细致地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，让当事人在分清是非曲直的前提下重归于好，达到“办一个案，救一个家”的社会效果。

    4、赡养纠纷案件涉及老年人的生存大计，要做到快立、快办、快结、快执。情况紧急的，审判人员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裁定先予执行，切不可置百姓的疾苦于不顾，影响法院和法官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光辉形象。

    5、要注意选择典型案件到当地巡回审理，利用社会舆论给当事人施加一定压力，让其从思想根源上树立履行赡养义务的法律意识，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，帮助周围的人唤醒我国长期形成的尊老爱幼的善良习俗。

    6、推广大埔县法院的“法律忠告”。广东大埔县法院的法官为了能让老人的子女们自觉自愿、真心实意地履行赡养义务，更好地维系亲情，促进家庭和睦，在判决书末尾加上了“法律忠告”——父亲经历生活的风风雨雨养育子女们成年，子女应当念及亲情、父子（女）情、兄弟姐妹情，克服自身困难，抛弃个人恩怨，妥善安排好父亲的生活，以使父亲能安享晚年，这是子女的义务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。否则，将心比心，如果你的子女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，你将如何去面对？这一举措，打破了以往我们的判决书只有冷冰冰的“法律语言”的局面，使人们感到了司法的温馨，也有利于判决的执行，值得借鉴。

    7、赡养案委托或邀请民调调解，效果更好。因为赡养案的执行内容杂，执行周期长，委托或邀请人民调解组织调解不仅有利于调解协议的监督执行，为当事人提供了方便，而且给司法机关节省了人力和物力，两全齐美，何乐而不为！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起李老汉赡养案，就是这方面一个成功的案例。

    8、有的子女外出务工后，长期对父母不管不问，造成老年人生活无着落，也造成案件审理的困难，该怎么办？可以效仿顺昌法院的做法，开展远程语音调解。说的是孙丽花女士丈夫去世后，她独自一人回安徽老家养老，老人打电话向顺昌法院法官求助，法官告诉她可以通过信函和电话方式进行诉讼立案、调解。法官预约开庭当天与孙女士电话联络，在电话中，孙女士的养子同意每月支付原告孙女士100元赡养费，并一次性支付原告拆迁建房费3000元。原被告在电话中就达成了赡养协议，孙女士通过邮寄方式签收了《调解书》，双方按协议履行，相安无事。这一办法，法院和当事人都便利，也符合“司法为民”的宗旨，值得提倡。

    9、拓展赡养案件的处理视野，支持老人的“精神赡养”请求。从物质上赡养父母，不过是动物的本能。《礼法.内则》记载：“孝子之养老也，乐其心，不专违其志，乐其耳目，安其寝处……”等等,可以看出，古人就已经提出了赡养不仅包括经济上的供养和生活上的照料，也包括精神上的尊重。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进步，“精神赡养”将成为越来越多的赡养案件的老人的诉求。 随着年青一代工作、生活节奏的加快，居住距离的拉大，我国“空巢家庭”数量近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交流机会锐减，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满足受到了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。还有很多子女虽然知道老年人需要精神慰藉，但却专注于自己的成功与幸福，对老年人的精神需要漠不关心，使老人常常寂寞难耐，甚至有被抛弃的感觉。还有相当数量的子女，对老人再婚、找伴侣、交朋友等行为横加干涉，老人非但得不到精神慰藉，反而徒添烦恼。从法律的角度来看，我国《婚姻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，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。《婚姻法》没有排除精神赡养。我国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、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，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。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明确规定有“精神赡养”。可见，“精神赡养”是有法律根据的。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在处理刘大娘赡养纠纷案时，尝试将“精神赡养”以明明白白的文字写进裁判文书，由5个子女依次轮流到原告刘大娘家中照顾刘大娘，期限为一个月；如不能按时到岗，每人给付原告600元用于雇护工。这一判决，成为处理老人赡养案件的一大亮点。案件宣判后，原、被告均没有上诉，判决生效。从对该案的回访看，有关精神赡养的条款得到了比较好的履行。子女们按时轮流照顾母亲，大娘有人陪了，十分高兴，说这比得着儿女的钱实惠多了。实践中，老年人所要求的精神赡养包括为和不为两种形式，“为”就是要子女“常回家看看”、唠唠家常，以解老年人的思念之情，使精神得到安慰；不作为形式的精神赡养，就是不对老人制造精神痛苦或精神虐待，在行为上不伤害老人，在言语上不伤害老人，不限制老人生活自由和人身自由（如老人再婚、找伴侣、交朋友，参加文艺体育活动）。我们只需学习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的那种司法理念，满足老人的“精神赡养”诉请应当不难。但“精神赡养”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沟通、慰藉，即便是强制执行，如果子女消极抵制判决，黑着脸回家、不冷不热地探望，对于解决纠纷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。因此，解决此类纠纷的最好办法还是促使赡养人与被赡养人双方互谅互让，达成协议，重新建立良好的父母子女关系。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郭老汉赡养案，我们就想方设法促成老人与子女达成了包括“精神赡养”方面的协议，在子女履行不到位时，我们只需督促一下即可达到预期目的，不会像执行判决那样情绪对立，难以执行。

    三、赡养案件应如何执行

    审判实践中，许多老人是赢了官司，却输了情感，法院判决支持了其诉讼请求，但诉讼的最终目的并未实现。因此，如何执行还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加以探讨和改进。我总结了几种执行方法，供参考：

    1、对于已审结的赡养案件，从弥合当事人感情出发，说服当事人在诉讼终结后自觉履行义务，经劝被告仍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，应当及时采取强制措施，强化执行力度，切实保障老年人安度晚年。

    2、创新思路，委托基层组织执行，或邀请基层组织、当事人的亲友协助执行。因为赡养案的执行内容杂，执行周期长，执行对象特殊，委托或邀请人民调解组织或村委会、居委会等基层组织执行或协助执行，当事人的亲友介入，不仅能有针对性地发挥其亲和力和作用力，引导双方“思前想后”，促使双方互谅互让，做到案结事了，而且能做到及时、有效，节省人力和物力，节约司法资源。

    3、执行中，对妨害子女尽赡养义务的儿媳、女婿，要处罚 。有相当一部分赡养纠纷，是因为儿媳、女婿的干涉导致子女无法正常地履行赡养义务，只有对妨害子女尽赡养义务的儿媳、女婿给予必要的处罚，才能排除妨碍，消除子女的顾虑，去除“病根”，解决问题。  

    4、加强与党委、政府的协调，借助必要的行政手段。赡养案件法律文书生效后，执行过程中，有些案件根本无法执行，要么被执行人长期下落不明，要么被执行人几乎无任何财产。这就要求我们拓宽执行视野，因为法院的司法能力毕竟是有限的，诉讼和执行是解决纠纷和社会矛盾的最终手段，但不是唯一手段。要完成解决争议、平息纠纷、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，离不开必要的行政手段和其他手段，更离不开党委、政府的协调、配合。在党委、政府的参与下，一、可由政府做好老人的安抚工作；二、可先由民政部门解决老人的燃眉之急；三、如发现被执行人下落或被执行人有了执行能力，法院再加大执行力度。

    5、借助社会力量，解决那些生活不能自理或精神需要特别关照的老人的实际问题。对于那些工作、生活节奏紧张，居住距离远的子女，强求他们帮助老人料理家务或陪老人聊天，既不现实，也没必要。执行过程中，可引导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，由子女出钱，聘用诸如“居家乐” 、“邻里情”等养老服务中心为老人提供包括洗衣烧饭、代交费用、修理水电、陪同就医、生日提醒、拉话聊天等居家养老服务。这样，可以使老人获得近乎亲情的社会服务，即可满足老人的愿望，又可减轻子女的负担。

    总之，面对赡养案件这一类特殊案件，我们要多动一些脑筋，尽量把工作做细一些，尽可能地使这些老人安享晚年。